“老案”背后:被害人妻子朱大红分裂生活23年

原标题:“老容止案”背后:被害人妻子朱大红人生分叉23年

等老容止拿了法,朱大洪从29等到了52。

1999年,朱大洪的丈夫陆忠明被老容止的男朋友法子英骗去租房子住,然后被杀害并肢解。近三年来,法子英与老容止在南昌、温州、常州、合福等地共同实施抢劫、绑架、故意杀人案。

当年12月28日法子英被执行死刑,老容止开始逃亡20年,而朱大洪则靠自己一个人努力养活全家。

这个曾经站在丈夫身后什么都不用管的小女人,“把它像家里快要倒的房子一样推了起来。”为了赚钱,她经常四五点就起床,穿过半个城市去上班,农忙的时候天黑才回来种地。三个年幼的孩子经历了早逝父亲的悲伤,初中刚毕业就辍学打工。

“老案”背后:被害人妻子朱大红分裂生活23年

陆忠明、朱大洪和孩子们。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在朱大洪努力抚养三个孩子的同时,老容止过着另一种生活,弹钢琴、画画、养狗。2019年11月28日,老容止在厦落网。2021年9月9日,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、抢劫罪、绑架罪判处老容止死刑。2022年8月18日,老容止案二审开庭。经过三天的审判,法院宣布了选举裁决。

23年过去了,朱大洪已经不再年轻,眼睛皱了,头也白了,但她还要等待最后的结果。

“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。”这些年来,朱大洪一直在努力缝合她和孩子“支离破碎”的生活。当一切尘埃落定,“我要慢慢地过好我的余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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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幸福完全没有了”

52岁的朱大洪看起来比同龄人老得多。他的眼角有层层皱纹,脸颊上有斑点。因为常年做保洁,手很硬很粗糙,但是很有力。

两桶60多斤的水,她用肩和手就能把桶提起来。她的讲话也简短有力,声音洪亮,蹦出的音节又快又响。有时候,还没等对方听清楚她在说什么,电话就被迅速挂断了。

朱大洪很忙,忙着种地,忙着打工,忙着还债,拉扯着她的三个孩子,几乎全靠自己。这样的生活二十多年如一日。但是她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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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9月12日下午,朱大洪挑水浇地。新京报记者左林摄

1999年,对于当时才29岁的朱大洪来说,人生还是“很有希望”的。她有一个勤劳智慧的丈夫和三个可爱的孩子,最大的只有7岁,最小的只有3岁,生活蒸蒸日上。

陆忠明可以做木匠,在20世纪90年代每天能挣七八十元。朱大洪经常骄傲地对孩子们说:“你们的爸爸是手艺人。别人赚一块钱,他就能赚五块钱。”闲暇时,他到街上收猪仔,卖到南方城市。

他也是一个爱妻子的好丈夫。朱大洪回忆起婚后的生活,脸上满是满足。那是她最快乐的时光。“我们没吵过半个字以上,他也从没让我操过半个点心以上。”夫妻俩都在梦想着大儿子该上小学了。秋天来了,房子就要用砖瓦盖起来了。陆忠明也计划购买一架新飞机。

在最后一次离家前,陆忠明告诉他的二儿子杨璐,“听妈妈的话,回来给你买水果。”杨璐不停地喊:“不要走,不要走。”“这一次,农忙会回来的。”陆忠明安慰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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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忠明留下的工具箱。新京报记者左林摄

一切在1999年7月22日戛然而止。“老容止案”的一审判决表明,为了恐吓另一个

一名受害者,法子英以有木工活为由,将时年31岁的陆中明骗至租住处后杀害、分尸,将尸体装入冰柜,劳荣枝协助移动装有尸体的冰柜。

而朱大红还在老家等待丈夫打工回来。直到一个月后,她才从亲戚口中得知丈夫遇害的消息。朱大红怎么也想不明白,那个农忙时会组织人到各家帮忙插秧、半夜也会爬起来帮别人干活的老好人,怎么会被杀害。

“我感觉天都塌了,幸福彻底散了。”朱大红顿了几秒,才又说下去,“我这一辈子不会再遇到他这样的人。”

“我的人生怎么走到了这一步?”

陆中明遇害后,朱大红开始害怕走夜路,“感觉见到哪个人都像杀人犯。”乡间土路少有灯光,她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家走。

小路的尽头便是她的家,砖瓦房没能盖起来,土房没了人维护修葺越来越破败——屋顶盖着茅草,墙壁裂了道大缝,塞满了塑料纸来挡风,因为怕倾倒,就用个树桩子撑着,但还是经不起风雨,随时都有坍塌的可能。屋子西北角是用砖垒起的床,上面没有棉絮被子,只铺了一层薄薄的木板,再叠层草。

法律援助律师刘静洁第一次见到朱大红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。她记得,两个孩子坐在床边,手里拿着的生山芋还挂着泥巴,他们好歹搓搓就一口啃下去。

朱大红一见到刘静洁就哭了,她想不明白,“我的人生怎么走到了这一步?”

法子英已于1999年12月28日被执行枪决,劳荣枝一直在逃,但朱大红提出的民事赔偿,却因“法子英无实际赔偿能力,免予赔偿”。

支撑不下去了,朱大红带着三个孩子投奔娘家,家里住不开,就去借邻居家不住的房子。看着三个孩子吃不好穿不好,那时的朱大红想过死。

最后是女儿打消了她轻生的念头,“小孩子站在面前,我的心又活过来了。我这样做,对不起孩子,也对不起父母。人活在世上,最起码要知道感恩,要知道回报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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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大红与陆中明的三个孩子。从左至右分别为女儿陆晴(化名)、大儿子、二儿子陆阳(化名)。受访者供图

2004年左右,朱大红带着孩子回到了丈夫的家乡合肥市长丰县怀堂村,照顾婆婆。用刘静洁的话来说,“她像撑住家里马上要倒的房子一样顶了上去。”

陆中明遇害后,婆婆终日以泪洗面,双眼渐渐失明了。家里没有劳动力,种地变得格外艰难,朱大红生性要强,不愿意总麻烦别人,再加上种地的收入一年只有四五千块钱,维持不了全家的生计,她不得不外出打工。

孩子们很小就学会了照顾自己。小学三四年级时,陆晴学着自己做饭——把锅搭在小煤炉上,加点白水,自家种的白菜放进去煮一煮就是一餐。伙食最好的,是学校中午两三块钱一份的盖浇饭,陆阳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,晚上就不必再琢磨吃的。

衣服也是捡别人不要的穿,五颜六色,裤子肥大,有的还破了洞。一年冬天,陆晴收到一双还算新的红色小皮鞋,但太薄了,她被冻得坐在马路边大哭,陆阳没办法,只能胡乱给鞋里塞点纸取暖。

有时放学回家,门被锁住,兄妹俩进不去屋,坐在家门口哭。朱大红回来,看见孩子们哭,她也跟着哭。

这种时候,她总是格外想念陆中明,但又不敢跟孩子倾诉,怕惹得他们伤心。偶尔陆阳惹她生气,她才会吐出一句:“你没继承你爸爸的聪明。”

陆阳和陆晴对父亲的记忆,全部来自于照片和母亲的只言片语。在陆阳保留的照片里,父亲的笑容总是舒展——有撑在摩托车上的,有站在油菜花田里的,还有和朱大红并肩坐在一起抱着孩子的,照片里母亲的脸上也有笑容。

在朱大红的印象里,孩子们只知道父亲去世了,案件细节直到劳荣枝落网后才知道。但在孩子们的世界中,没有了父亲,本身就意味着不同。

陆阳最怕开家长会,他不愿意回答爸爸为什么没有来,性格也越来越自卑。青春期时,也像其他孩子一样,有点叛逆,跟着调皮的同学拿了一把别人家门口晒的花生偷偷卖掉,被老师请了家长。朱大红从打工地赶到学校,走一路哭一路,“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?”陆阳推着自行车跟在母亲身后,“那一刻我感觉我特别错,一下子就成熟了。”

从那之后,陆阳很少和母亲顶嘴,感到委屈时,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。他学会了跟自己和解,“爸爸不在了,妈妈一个人不管多难也想把这个家撑起来,我得赶紧长大,照顾我妈妈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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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大红曾用来拉稻子的木板车,现在被搁置在墙角。新京报记者左琳摄

把家撑起来

要不是几个月前,朱大红把腿摔断,不得不在家休养,她还会在合肥没日没夜地做着那份宾馆保洁工作。

她已经干了十几年,早中晚三班倒,旺季时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,打扫三四十间客房,长期甩被子、换床单、刷马桶,她的肩膀、双腿和腰背时常疼痛,总是贴着膏药。即便气力耗尽,每月工资也只有两三千块。

为了加班方便,朱大红花一两百块钱在市区租了间民房,水泥墙壁光秃秃的,连陆阳也不大愿意去,“天稍热,就像进了微波炉,透不过气来。”

这样也比每天来回跑强多了。从村里到打工的地方将近20公里,朱大红要先骑电动车到公交站,她近两年才学会骑,车技还十分不熟练,正常不过20分钟的路程,她要花去近3倍的时间。

早些年还没公交车的时候,路上要耗费更久。早上四五点钟,她就要从家出发,一路走到村口或镇上,再搭车穿过半座城市,“每天早出晚归,一路哭着去合肥打工。”

赶上农忙就更不得了。

下班后,朱大红要立刻赶回村子,在门口点盏灯,一个人把白天晒好的稻子再翻一面,直至半夜。到了浇水的季节,她挨家挨户借机器抽水;该收获的时候,因为没有拖拉机,朱大红只好拉着木板车割稻子,两个孩子在后面推,至少要走两里路,万一碰到下雨,就只能任由稻子被淋湿发霉。

“那些日子,天都是黑的,看不到亮。”其实改嫁不是没可能,但她不愿意。“宁可我自己苦,也要把孩子抚养成人。不能让我的小孩成了孤儿,最后成了流浪儿,说不定走向社会成为什么败类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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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大红家里煤炉与煤气灶,墙壁已经被熏黑。新京报记者左琳摄

她咬牙撑了下来。陆阳和陆晴上初中时,朱大红终于将砖房涂上了水泥,那时,村里几乎都住上了水泥房。她还给孩子们买了自行车,以免他们步行六七公里上学太过辛苦。家里添置了煤气灶,但没有油烟机,墙壁被熏得发黑。

孩子们也越来越懂事。陆阳会骑着自行车,到村口接送母亲。放学后,兄妹俩就泡在田里干活,收稻子、摘棉花、拾花生。

三个孩子都在初中毕业后就选择了辍学打工。家里虽然靠朱大红一点一点撑了起来,但一人的收入养活全家仍是入不敷出,债务越滚越多。

陆阳一门心思想赚钱还债,初中的每个寒暑假,他都想办法打工。辍学之后,他去搓面条,做服务员,到厂里打螺丝,研究过跑腿送外卖,“哪个钱多做哪个。”去年的时候,他白天做厨师学徒,晚上搬货。

搬货的都是中年人,年轻人极少,“因为太累了。”最多的一次,他一晚上搬了七八吨货物,“感觉胳膊不是我自己的胳膊,腿不是我自己的腿。”手上被磨出了老茧,他还是挺了下来,“我们得接受现实,该吃的苦还是要吃。”

朱大红没少和他吵架,觉得学门手艺才是正经事,陆阳只是默默听着,盘算着走一步算一步。

“没让孩子把书读成,这是我的一个遗憾。”朱大红有点自责。但孩子们对她,只有感恩。

一次朱大红过生日,女儿发来短信:亲爱的妈妈,这些年你含辛茹苦把我们带大,你是我们的精神支柱。

“我心里暖暖的,孩子知道我的苦。”朱大红很欣慰,这条短信她一直留着,一个人的时候,总是翻出来看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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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大红一家常年在外务工,家门经常落锁。新京报记者左琳摄

等待一个结果

刘静洁认识朱大红超过20年了,她看着这个坚强的女人把破碎的生活一点点缝合,也看着她身上留下了越来越多岁月的痕迹,她知道,劳荣枝始终是朱大红心里的一根刺。

1999年,法子英刚被执行死刑时,朱大红经常给刘静洁打电话:“劳荣枝怎么还没被抓到?”刘静洁理解她,“朱大红一直抱着希望,想给陆中明一个交代,也期待能得到一点赔偿。”

朱大红记得自己十多年前最为焦虑,成天想着“消失了”的劳荣枝。她的名字,她那张头发烫着“大波浪”的照片,不停地在朱大红脑袋里打转。

最近几年,朱大红有时反倒安慰起刘静洁:“很有可能她躲在哪里,不好找到。我相信警察总会找到她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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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时的朱大红(左)与律师刘静洁的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2019年11月28日,潜逃20年的劳荣枝在厦门落网。三年过去,朱大红还是可以飞快地说出这个日子。

她还记得劳荣枝被捕的第二天晚上,她正准备烧饭,陆阳犹豫着拉住她:“妈,是爸爸的事情。另一个人好像被逮到了。”朱大红激动极了,赶忙找刘静洁求证。

接着,采访她的记者蜂拥而至。在刘静洁的办公室里,律师和朱大红被团团围住,卷宗被翻得散了架,只能靠透明胶带固定。朱大红不太适应采访,刘静洁记得,她只说了几句就匆匆离开。

朱大红一直不愿意以受害者家属的身份被关注,她不想被议论,被可怜,收获或同情或惋惜的目光。有次买菜,有人认出了她,但她否认了。

2020年12月21日,劳荣枝案一审在南昌开庭。朱大红参加过法子英的庭审,那时的她觉得法子英特别可怕,“浑身起鸡皮疙瘩,连话都不敢讲。”但她无法控制自己愤怒的表情,那张年轻又严肃的面孔被记者拍下来,印在了当年的报纸上。

这次面对劳荣枝,她不再害怕,只想亲眼看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,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她的丈夫。

庭审中,坐在公诉人身后的朱大红一直面无表情,偶尔低着头。听到陆中明的案件时,她坐直了,忍不住哽咽着问劳荣枝:“你的心是肉长的吗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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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12月,劳荣枝案一审在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。图源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

等待宣判的8个月里,朱大红的急躁又被唤起。她时不时打电话给刘静洁:“如果不判死刑怎么办呢?能赔偿多少钱呢?”

2021年9月9日,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劳荣枝死刑。听到宣判,朱大红轻松了不少,她对着镜头微笑:“我对结果很满意。”

唯一不满意的是48065.5元的赔偿判决。刘静洁很清楚,这些补偿远远不够,她向法院申请了司法救助。

“劳荣枝案”一审的结果,多少给了朱大红一些底气。

庭审宣判后的晚上,朱大红在高铁站找路,一位保洁员凑上来:“你是上电视的那个人吧?”这次朱大红没有回避,“又不是干什么坏事,认出我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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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9月,孩子们特意去祭拜了陆中明。坟前的野草已经没过脚踝,被烧焦的草变得灰白,混着鞭炮的碎屑,铺在坟前厚厚一层,一只红蜻蜓落在摇晃的草上,陆晴双手合十,将消息念给父亲。

之后,朱大红一家照旧沿袭着此前的生活。等待劳荣枝二审结果的这一年,朱大红的内心更加平静。她相信劳荣枝会得到应有的惩罚,她不愿意再多想这些,只想过好以后的日子,看着孩子们成家立业。

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,朱大红和孩子们要再去陆中明坟前看一看。23年过去,要开始新的生活了。

(应受访者要求,陆阳、陆晴为化名)

新京报记者左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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